另一位室友是一個氣質很特別的男生。見到他時他已經開著小燈坐在床上看書。他說他有時會託台灣朋友寄些書。他畢業自中國美術學院,現在是個攝影師。

一開始覺得他有點冷淡,但是稍微聊了一下,便發現他並非真的冷漠,只是不喜歡囉嗦,言簡意賅。言談之種帶批判性,但是絕非咄咄逼人。也不知道甚麼原因,我一直很想聽他說話,想一直聽他說下去。也許我是好奇,好奇他像是一本書,會激起你的興致,一頁一頁的往下翻。然而一個藝術家本人永遠比那些書本要來的豐富。他散發一股疏離,和日常生活的我一樣。

他的言談有種看似超然卻又其實愛深責切的犀利,同時也映照出強烈的自我意識。

「出來旅行,就是一種放逐,自我放逐。」

「把自己放逐到遙遠的地方,不一定會回來。但也不是就不回頭了。不是這樣。」

「我們既然選擇了這一條路,就必然是辛苦的。這是逃不掉的。」

強烈的自覺,是身為藝術工作者必然的特質。他說知道自己沒法接受那些市儈的嘴臉。他選擇了這條路,也是種必然吧。我說他是個很特別的人,他說他沒甚麼好特別的,他們這種人都是很貧苦的,而且是必然的。

一般人總會惺惺作態,說自己不在乎甚麼甚麼,但他不是,他並沒有表現出在乎或不在乎的樣子,僅僅是一種自知自己行走道路之堅定的態度,因為這份堅定,在樸實的外表中反而帶有真正的灑脫,因為既然那些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,也就無所謂對任何反應。這是一種由內而外,本質上的真正灑脫。

聊起旅行。聊到親眼看見的城鄉差距,聊到參差不齊的旅遊品質,聊到人民文化水平的高低,聊到……他總在一兩句話之間就說穿了他的批判性。

「那幾間寺廟,早就沒有靈魂了」

「寺廟竟然要收錢?宗教應該有的精神內涵老早就已經不見了。」

「對於中國,我是既悲觀,又樂觀」

「悲觀是因為覺得看穿了本質,深覺難以改變,樂觀又是因為心底還是有所期許。否則不會批評,也沒甚麼好批評。」

我明白這看似矛盾的陳述。

我們總在二元相悖之間往返,再怎麼嚴詞批判,卻始終不曾離去。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認同,每個人的歸屬,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往往如仇敵般相爭,但這再怎麼樣也至少代表大家有關心與注目。最恐怖的是冷漠,當公共議題一切好壞都與之無關,宣言政見真假都不再重要,當我們連在樂觀期許和悲觀世故之間的掙扎都省了,於是整個社會在死氣沉沉中不知不覺的沉淪,那就是真正的悲哀。

作為一個知識份子,不會因為表象就倉促選擇陣營,甚至,他從不屬於任何一個陣營,通過理性邏輯為方法,然後歸屬自己的信念。意識形態進入群眾便無可避免得膚淺,而悖離了原本的內涵。因此,他始終無法成為另一種愚昧的搖旗吶喊,終究得在樂觀與悲觀之間,支撐著他的存在。他知道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對錯,真相只有在辯證的本身,而不在於其雙方的信仰或者最終的妥協。但作為一個人,卻總是有一種夢想,夢想總是得依附在信仰之上的。

我想,也許因為是我,一個靜靜的聽著他的話語的人,一個深切明白那份冷眼看待的疏離,一個其實內心深處總有種熱切期盼的信念的人,所以他那天晚上說的話特別的多。

他原本用筆電看著東西,聊著聊著,他將筆電銀幕轉向我,口述他正在閱讀的書,是許知遠的文字:



「……整個社會被一種不安全感包圍著,無處不在、日益加速的技術進步、市場力量,摧毀了那些昔日將人們聯結在一起的東西-宗教、社團、家庭、古老的習俗,新事物超越了理解範疇,變化的速度太快了……」


「……之前,人們用集體、黨組織,取代了家庭、宗族提供的安全紐帶,而現在金錢似乎變成了最後的安全稻草。我們似乎生活在這樣的尷尬地帶-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護,卻仍舊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權力;而個人雖然獲取了部分自由,但這自由的代價卻過分顯著,它犧牲掉了社區感、家庭觀、倫理,同時它又沒自由到你可以擁有獨立的判斷能力、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……」


「眼前的堯廟是1998~2002年一連串擴建的產物,它不再是一座孤單的被祭奠的建築,而變成了一片建築群,被稱做堯廟廣場。它就像另一種意義上的世界公園或是街口的雜貨鋪,建造者費力地想把所有的東西都塞進一個空間裏,而且所有的東西都有著顯而易見的廉價感。」


「一切變得容易理解,浩大的工程與歷史情懷無關,它只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,而且它與大躍進式的壞品味相連-拜多年的標語化、好大喜功的美學觀念所賜。」


「儘管我早已熟悉這一切了,今日中國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它的不協調。但如此大規模混雜仍叫我有點吃不消。那位堯真的是我的祖先嗎?今天的中國人真是古代中國人的延續嗎?」


「『不要假裝我們是一個文明古國了,傳統早已割裂,我們是個無根的民族,精神一片荒蕪,偽造出的傳統只加劇了我們的虛偽,凸顯了我們的空洞與脆弱。』這種感覺在當天下午我前往洪洞縣時同樣明顯。」


許知遠《祖國的陌生人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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